映雪斋主:邱闽泉

《苏幕遮 （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有感）》

                  邱闽泉 2008年5月

未名湖，涟漪腻。

春色燕园，学士多骈俪。

校庆花团迎雨霁。

北大英华，国难真兄弟。

巧兼包，甄利弊。

五四先锋，谈笑风尘弭。

桃李五洲逐代起。

跃马扬刀，再鼓英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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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资料:

北京大学诞生于１９世纪末中国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为了救亡图存，一批仁人志士把目光投到教育上。１８９８年，光绪皇帝在变法维新的锣鼓声中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设立京师大学堂。戊戌变法失败后，各种新政多被废止，唯大学堂“以萌芽早，得不废”。自此，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国立综合性大学诞生了。
    自第一任北大校长、著名教育家、思想家严复译《天演论》起，西方进步思想就被介绍到中国。１９１６年１２月，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整顿校风，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大面貌焕然一新。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马寅初、马叙伦、李四光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和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云集北大，民主、科学精神日趋浓厚，北大遂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北大率先举起反帝反封建大旗，在血与火的年代里，为唤起民众觉醒、挽救民族危亡贡献了力量，被公认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祥地。
    北大还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最早基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衣胞之地和我党早期活动的重要场所。自１９１８年始，以时任北大教授、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为代表，北大先进知识分子成为在中国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批力量。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８位地方党组织负责人中，有６位出自北大；在仅有的５３名党员中，有２１名是北大的师生和校友。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对斯诺说过：“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大的广大爱国进步师生发扬“五四”精神，从“三·一八”惨案到“一·二一”惨案，从“一二·九”运动到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都站在运动的最前列，为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贡献。
    一所大学与一个国家的命运如此息息相关，难以割离，是世所罕见的。一位著名大学校长曾说：“如果没有北大，中国的现代史就有可能重写。”
    北大不仅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还有优良的学术传统。一百年来，各路科学巨匠、文化大师汇聚北大，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人才，创造了一大批重要的思想文化科技成果。
    北大历来开风气之先，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众多学科，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原子能、半导体等前沿学科都是在北大率先设立的。创建于１９５５年７月的北大物理研究室，是我国第一个培养原子能科学人才的机构。研制“两弹”的主要科技人员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朱光亚、于敏、周光召等均为北大教授或毕业生；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６５年，由北大化学系教授邢其毅等参加，通过与中科院的６年合作，我国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地获得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使人类进入了用人工合成方法研究蛋白质的新阶段；从５０年代后期开始，北大计算机专业的科研人员冲破重重困难，终于在１９７４年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百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为我国以后的计算机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新中国第一任北大校长马寅初提出具有重大理论和实际意义的“新人口论”，成为后来我国制定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先声；６０年代初，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教授主编的《古代汉语》、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教授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编著的《当代哲学史新编》等等，由于其极高的学术水平，被列为全国高校统一教材……这些文化学术成果不仅对北大，而且对中国的文化科学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难怪人们称北大为“学术殿堂”、“文化重镇”、“人才宝库”。
    季羡林先生自１９４６年从海外负笈归来执教北大，至今已５２年了。历尽沧桑的季羡老谈起北大百年的光荣传统，感叹地说：“我历来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在世界各国同仁中是最爱国的，也许这是中国历史上边患太多的缘故。经过对北大半个多世纪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北大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传统。民主与科学同爱国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北大自‘五四’运动高举‘德赛’大旗，锲而不舍地寻求民族图强之路，都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的。”
    在北大校园内，有两尊铜像是师生皆知的。俄文楼和南北阁之间的草坪上，李大钊的半身铜像坐落在苍松翠柏中，他坚毅的神情，让人联想到他当年的凛然正气；位于钟亭西侧的蔡元培半身铜像栩栩如生，那和蔼的表情仿佛正与你交谈。它们被北大人视为民主与科学精神的象征。 
    ７０多年前，鲁迅先生在北大任兼职讲师期间设计的北大校徽，一直沿用至今。圆形徽章中间，“北大”二字形同一个站立的人，代表北大“以人为本”、进步向上的精神。鲁迅先生在《我观北大》一文中是这样评价北大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
    从北京大学一百年的风风雨雨中，我们不难辨别出这样一个高亢的主旋律———“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北大党委书记任彦申教授说：“北大过去的一百年是光荣的，也是辉煌的，她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当然，北大也有过前进与倒退、革新与保守、光明与黑暗等等斗争，但是，在大江东去的北大历史进程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主旋律却贯穿始终。这八个字集中地概括了北大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它是北大一百年长盛不衰的源泉所在。我们搞百年校庆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这笔宝贵财富留下来，传下去。”
    改革开放，奏响“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
    有这样一组数据让今日北大感到格外自豪：一百年来，北大共培养各类人才１９万，其中约１５万人是改革开放以后的２０年培养的。近２０年培养的正规毕业生是前８０年的２．９２倍。目前，各类在校生总数达到２．４万人，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
    有这样一块石碑铭刻着北大学子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奔放激情：石碑正面是四个遒劲的大字———“振兴中华”，背面的碑文是———“１９８１年３月２０日夜中国男排在香港比赛获胜消息传来，北京大学４０００多学生集队游行，高唱国歌，喊出了８０年代的时代最强音‘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特建此碑，以纪念”。这块石碑坐落在北大图书馆左前方不远的草坪上，是１９８４年北大全体毕业生留给母校的纪念；
    有这样一面横幅表达了北大师生对改革开放的衷心拥护：１９８４年，在国庆３５周年天安门广场的庆祝游行队伍中，北大学生举出一面巨大横幅———“小平您好”，道出了知识分子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亲密朴素的感情，这正是北大师生爱国情怀的真实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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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爆发
 

五四运动中，北大学生走上街头，慷慨陈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战胜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如何惩治战败的德国，签订对德和约问题。“和会”在帝国主义大国的操纵下，无理拒绝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政府的正当要求，竟然把原来德国在我国山东享有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这种无视我国国家主权的做法，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游行示威，斥责政府的卖国罪行，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游行队伍来到曹汝霖的住宅赵家楼，痛打了正在曹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宅。
　　反动军阀政府派了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逮捕了30多名学生。第二天，全市学生进行总罢课，成立了学生联合会，向全国通电。李大钊也发表文章严厉谴责反动政府镇压学生，反对“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定，并积极营救被捕学生。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很快扩大到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商人都纷纷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反动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撤销曹汝霖等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且通知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它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为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爱国精神，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把5月4日定为中国青年节。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了这一节日。为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一历史事件，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还刻有反映“五·四”运动场面的大型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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